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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儒学正统，融百家之说”。朱子理学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是儒家思想的又一高峰，成为宋末至元明清的主流思想和主体文化。其关于“廉”的思考与践履不仅丰富了传统廉政文化的内涵，也成为新时代廉洁文化继往开来、守正创新的源头活水。

中华传统廉政文化中最早关于“廉”的记载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平均分食”行为和“简而廉”约定。“廉德”“廉政”随着儒家思想地位逐渐稳固开始成为传统道德的核心。作为继孔孟之后的儒家巨擘，朱熹的廉洁思想既源于中华传统廉政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华传统廉政文化向前发展。在其著述及散见资料中，不仅廉词廉语多处可见，也有大量关于“廉”的论述，如“廉者，其行之有辩”“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朱熹既看到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性，也意识到二者的辩证转换关系，提醒人们应正确对待理欲之分，揭示了“廉之根本”最终应回归于个体对自我的约束和修养，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不想腐”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他以自己的创造性探索和实践赋予了廉洁文化生动丰富的内涵。

朱子“廉”文化主要有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廉”心在公。朱熹为官九载，于乱世之中看到了官场腐败，意识到官员贪腐的危害性，对此深恶痛绝。因而，他多次表达强调官员廉洁清正的首要标准就在于一个“公”字，认为公私必须泾渭分明，做官就要行事公正，无愧于心。其次是“廉”本为民。朱熹极力主张统治者要以仁慈待民，强调“廉者，政之本也，民之表也；贪者，政之祸也，民之贼也”，劝诫官员勿贪污、搜刮民膏民脂。他自己也不遗余力践行民本主张，通过设经界、减赋税、建社仓等实际举措为民谋利，坚持“当官以民事为重”的初心。最后是“廉”在修身。朱熹对“修身”的重视，是其廉洁思想的落脚点与出发点。他深知人一旦打开贪欲的闸门，就容易陷入名利财色旋涡而无法自拔，告诫人们须省察克己，强化自我心灵的净化，要从内心深处抵制诱惑，实现道德修养的最终归宿。

朱子“廉”文化是廉洁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迈进新征程，我们要进一步挖掘和提炼朱子“廉”文化中的精华，积极推动与新时代廉洁文化深度融合：要着眼于培育新时代政德观，以朱熹廉洁奉公、持正守廉的官德思想涵养政治品格，推动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着眼于树立正确的人民观，汲取朱熹民本思想的价值精华，进一步丰富发展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坚持以人民为本、“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要着眼于筑牢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之基，把朱熹的心性修养论、家风家教思想等有益成分有机融入新时代廉洁文化教育体系，切实把朱子“廉”文化转化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内在动力，转化为新时期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助力。

多措并举活化朱子“廉”文化资源。加强线下产品供给，通过加强对朱子文物古迹的修缮与保持，开发建设朱子“廉”文化展馆、教育基地、廉洁文化示范点等，发挥独特教育功能；丰富传播手段，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探索更多宣传表达方式，如借助报纸、电视、网络平台、公共场所的显示屏等，建立打造多元、立体化的宣传矩阵，实现社会广泛覆盖和有效覆盖；坚持大众导向，通过编印《朱子廉洁小故事》《朱子廉洁读本》《朱子廉洁章句》等普及读物，举办朱子书画展、读书会等文化活动，编排朱子廉政小品或戏剧表演等形式，推动朱子“廉”文化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

系统谋划推进朱子“廉”文化建设。进一步探索朱子“廉”文化在一体推进“三不腐”基础性工程中的价值和作用，切实纳入廉洁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布局中加以谋划，助力反腐败斗争关口前移；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鼓励地方、部门和高校等单位探索创新，合力打造朱子“廉”文化研究的智库；按照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切实出台朱子“廉”文化融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合力构建新时期廉洁文化体系。

（林月恩，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