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学界通常将隶书划分为“古隶”和“八分”两种。“古隶”一般指秦隶，而“八分”则多指汉隶。而“古隶”和“八分”不仅是以演变历史的先后来区别的，更重要的标志是来自书体形态。就笔画而言，“八分”是带有波碟的隶书，正所谓“凶险可畏如八分，……郁拔纵横如古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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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隶书，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云：

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云：

或曰下杜人程邀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邀所定乃隶字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

从以上文字来看，隶书形成于秦代。至于“程邀造隶”,就像“仓领造字”“蒙恬造笔”一样，或许只是传说。北魏哪道元根据出土的先秦墓中书迹，“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当代沙孟海先生认为“草篆”就是“隶书”。书学界亦将战国末期云梦睡虎地竹简上的书迹视为古隶标本之一。我们从春秋战国墨迹中大篆的草化现象已可见隶变的发展。由此可知隶书的出现当在秦“书同文”前。

“篆字难成”,故有“隶人佐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亦云“左书，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隶法的“便捷”从笔法来看，主要表现为对“中锋”用笔—“篆引”笔法的突破。“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元刘有定《论书》云：

篆直，分侧，直笔圆，侧笔方用法有异，而执笔初无异也，其所以异者，不过遣笔用锋之差变耳。盖用笔直下则锋常在中欲侧笔，则微倒其锋，而书体自方矣。若夫执笔不可不放也。古人学书，皆用直笔，王次仲等造八分，始有侧法。

可见，“圆笔”即是中锋用笔，而“方笔”则是典型的侧锋用笔。至于“王次仲等造八分，始有侧法”之说，未必客观。西汉初马王堆《老子》乙本帛书的发现，已见带“波碟”的隶书。从居延西汉阳朔元年简前年以及敦煌西汉始建国天凤元年犊年上的墨迹看，其与汉碑上的典型“八分书”体征基本一致，己属成熟的“八分书”。至于“始有侧法”,侧锋用笔现象，先秦亦是滥筋。不过，“侧锋”作为笔法定则，若以“八分”书为其确立的标志，符合书体演变与笔法发展的实际。

从出土秦简上的古隶看，“侧锋”、“方笔”的特点已很明显，较之先秦墨迹，秦隶的侧锋发力点已由笔画的起笔处扩展到整个笔画。当然秦隶还未完全摆脱“篆引”笔法的影响，如笔画多见圆势，且笔画轮廓起伏小，风格尚且含蓄、浑融。而从出土的西汉竹简来看，“篆引”笔法几乎脱尽，以方折取代圆转，以“阔笔”打破等粗线，形成了汉隶丰富的笔画形态。起笔，多见逆势藏锋行笔，短画侧锋直过，长画多作抵押收笔蓄势或抵笔出锋。尤为重要的是侧锋用笔在汉隶中己形成“竖画须横入笔锋，横画须直入笔锋”的“侧法”定式，如横向笔画笔锋多指向上竖向笔画笔锋多指向左斜向笔画笔锋多指向倾斜一方；而弧向笔画笔锋则指向内弧，多见斜侧笔锋的痕迹。尤其是以侧锋对波碟的夸张，明显己与中锋篆引笔法分道扬镰。

西汉简犊中的以上汉隶笔法特征，直到东汉的碑刻中才得以普遍体现，由此也说明了石刻书法滞后于墨迹的特殊现象。不过，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多是“有为”而作的正体书，故较之西汉简犊上的隶书，其更具“八分”书体之典型。然而出于刻铸本是对墨迹本再次加工的原因，故而笔者此处不将碑刻作为笔法讨论的重点对象。

清刘熙载指出“波势与篆笔，两意难合。……故篆取力奔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辩也。”如前所述，篆、隶当然是两种不同的笔法，此处“运笔”当是中锋引书。而“奋笔”即为侧锋抵押。“运笔”缓慢，贵在“婉而通”。而“奋笔”疾速，旨在“势”与“力”。比较两词义，己见侧锋用笔是对笔法的解放。除“波碟”之外，汉简中常见的长竖“阔笔”以及汉隶碑刻中的横向舒展的字势，都向我们展示了笔法解放后毛笔挥洒的酣畅淋漓。

周汝昌先生也指出：

一到汉隶八分书，书写的智慧忽然达到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不但字形由圆而改为方体，同时笔锋也不再“限制”“管束”在画之正当中，而改在画的侧边而运行。

由篆到古隶的演变是书体草化的必然，而由古隶到八分的发展是楷化的结果。如果说草化的隶变是出于书写时的自发，那么，当古隶的基本形态形成后，再饰之以“波碟”为“八分”,就是书写时笔法意识的自觉。“八分”成熟并在汉代取代篆书，作为正体铭石，广及汉碑，标志着“侧锋”用笔作为笔法形式的正式确立。